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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阳:运用科技力量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

发布时间:2019-06-11   浏览次数:

  我国金融业虽然发展迅猛,但金融供给仍存在结构性难题,科技对金融服务供给改革和升级提供有力支持,金融与科技的融合不断深入。本文建议进一步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鼓励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标准化建设,在认识、政策、标准等方面多管齐下,推动加强金融科技发展,促进金融供给侧改革。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势头强劲,2015年我国金融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已达8.4%,超过了美英日等发达经济体。金融供给总量持续增长的同时,金融供给的结构性、有效性暴露出一定不足:一方面融资领域“二八分化”明显,资金大量涌入国有企业、房地产公司,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不同程度存在;另一方面受改革创新动力、能力影响,传统金融机构尚未适应广大人民蓬勃增长的理财信贷需求。如何更好地改进金融供给结构,推动金融回归本质,精准高效地支持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践行普惠金融,已经成为新的课题。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科技与金融的融合不断深入,运用科技手段搭建信息桥梁,为金融有效供给提供了改革的动力和路径,催生了新的金融业态。在识别、防范金融风险方面,科技同样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迅猛发展的科技为金融供给侧改革创造了新的契机。

  金融供给是货币供给、融通的动态过程,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持续发展,也为金融供给增添了新的主体和平台,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国金融供给总量持续增加,截至2019年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88.94万亿元,同比增长8.6%;各项制度的出台,也不断优化金融领域的服务机制,较好地推动了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小微企业是经济新动能的重要源泉,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创业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截至2017年底,我国小微企业名录收录的小微企业超过8000万户,其中企业超过2000万户,个体工商户超过6000万户,合计超过民营企业比重90%以上,超过市场主体比重80%。同时每户小型企业能带动7到8人就业,每户个体工商户带动2.9人就业。但与之相应的,截至2017年底,小微企业贷款户数仅有1500万户,贷款覆盖率不足20%,与小微企业对我国经济贡献严重不符。

  小微企业的贷款需求由于其自身业务特性,呈现出“急、短、散”的特点。传统金融机构的企业贷款业务,受制于运营机制和风险控制体系等因素,周期过长,往往难以满足小微企业急促的资金需求。由于小微企业快进快出的业务特点,其贷款一般资金使用周期较短、单笔金额较小,故小微企业贷款的单笔收益较低,传统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从实操便捷性和激励机制等方面考虑,更倾向于将信贷资金投放到单笔大额、周期稳定、风控措施简单的房地产和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截至2017年末,小微企业平均首次获得银行贷款的时间周期为4.3年,而小微企业平均寿命仅为3年,相当一部分小微企业难以坚持到获得银行金融支持,就走向了消亡。小微企业融资的高难度、长周期,更是催生出小微企业贷款畸形超高利率,过高的融资成本进一步压缩了小微企业的盈利和生存空间,使其逐步陷入贷款、亏损、死亡的陷阱。

  消费对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近年来,我国在扩大消费规模、提高消费水平、改善消费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当前制约消费扩大和升级的机制障碍仍然存在。

  一是个人信贷产品结构性单一。当前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推出的个人信贷产品,看似花样繁多,但实质上仍然主要集中于住房信贷。2017年末我国住户贷款余额40.50万亿元,其中住房贷款余额21.86万亿元,占比为53.98%,短期个人消费贷款占比仅为16.80%。

  二是覆盖人群仍远远不足。目前传统金融机构个人消费信贷仅能覆盖具有央行征信的人群,约4.8亿;同时央行征信数据每月一次的更新周期相对较长,在满足金融实时需求、反洗钱、防范集体骗贷等方面存在一定不足。

  三是授信流程仍较繁琐。传统贷款授信流程繁杂且不透明,以致必须中介参与,变相提高个人消费信贷成本,降低消费能力。个人信用贷款授信条件相对苛刻,难以满足授信需求。

  当前我国居民拥有强烈的个人财富管理需求。近年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高速增长,但储蓄规模持续下降,其中仅2017年跌幅高达10.06%,释放的资金除部分投入消费领域外,更多地转化为投资理财需求。巨量的储蓄能否便捷、高效、低成本地转化为投资,为实体经济输送血液,是中国经济能否长期健康成长的关键。但从实际情况看,我国居民的投资者教育仍存在欠缺,传统金融机构财富管理产品创新供给能力不足,财富管理需求未能得到有效满足。

  一是投资者教育不足。近年来我国已进入全民理财时代,受传统储蓄习惯影响,大部分投资者并不具备专业理财能力,对财富管理产品认识相对单一,难以识别和判断投资理财产品的风险,往往更加青睐高收益刚兑型理财产品。这一方面不利于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为融资成本高企、杠杠攀升埋下了伏笔。

  二是传统金融机构创新活力不足。在个人投资理财领域,长期以来,银行类传统金融机构更容易受到一般投资者的信任和认可,其资金成本、渠道布局以及长期积累的行业信誉等先天优势,既为其带来了较低的获客成本,同时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服务升级的动力,产品服务线上化、实时化、便捷化均有待改进。

  三是非现金类财富管理渠道缺失。目前国内财富管理类服务主要集中于通过证券、期货、基金等方式对客户的现金类资产进行管理,受制于资产定价能力不足等因素,针对客户固定资产、知识产权类资产、权益性资产等非现金类资产的财富管理服务尚有所欠缺,对比国外成熟的信托资产管理、家族财富管理、慈善基金类管理等服务模式,我国该领域的金融供给能力有所不足,造成了大量社会财富的沉积,客观上降低了金融资产的利用效率。

  当前,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占据我国市场主导地位,融资成本相对较低的直接融资占市场比重相对较低,且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2012年底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中直接融资占比15.9%;而截至2018年6月末,其中企业债券和境内股票融资余额仅为26.09万亿元,占全部社会融资比重下降至14%。这其中既存在债券市场征信评级审核严格、门槛相对较高的因素,识别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风险状况、进行准确定价的能力不充分也是重要因素。直接融资体系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社会融资相对更依赖银行、保险、信托等间接融资方式,一定程度上造成银行等金融机构风险集中等问题。

  除传统互联网技术外,如大数据、云计算、118kj开奖现场手机版。知识图谱、生物识别、机器学习等创新技术也在金融领域得到快速发展和应用,为金融基础设施以及证券、保险、贷款等基础金融业务的效率和成本改善、服务和体系升级,发挥了重要价值。

  借助于信息技术的提升和信息产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已形成以人民银行支付体系为主,以地方和产业等分支结算体系为补充的实时支付体系。伴随生物识别等信息安全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互联网移动支付在服务频次上已超过银行内支付和卡支付等传统支付方式,单笔支付成本无限趋近于零。

  支付体系成本降低和效率提升,为社会资金的高效周转和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提供了良好支撑。支付体系结构化升级和非现金支付进一步覆盖,也为反洗钱、非法集资等金融风险防范和控制提供了平台和基础。

  助推支付基础设施—清结算系统完善升级。以大小额实时支付系统、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为代表的人民银行支付体系,不断优化升级,服务能力有效提升,2015年、2016年、2017年支付笔数增长率分别为53.74%、33.58%、53.44%。同时,支付系统的时效性方面,也逐步从日内限时结算向24小时结算方向发展升级。分支结算体系方面,银行卡跨行支付、农信银支付清算、人民币跨境支付等系统先后上线运行,农信银行支付清算系统近3年增速更是高达156%、193%、99%。

  电子支付高速发展,引领国际水平。电子支付作为本轮新产业和新技术的主要应用领域,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作为本轮支付产业升级的先锋,非银行支付机构的网络支付业务(剔除红包等娱乐性活动)近3年保持着119%、99%、75%的超高增速。移动电子支付方面,指纹支付、语音支付、人脸支付等技术逐步成熟,在技术和模式上引领世界水平,并借助我国近年来电子商务行业和旅游行业的快速发展,成功向东南亚地区输出,向欧美地区渗透。

  银行业支付改革,业务增速提升。受电子支付行业冲击和非银行支付机构业务增长影响,银行业也先后开展支付业务改革,降低乃至免除支付手续费,优化内部支付系统,提升服务时效性,针对个人小额业务,目前已基本全部实现实时支付。受此影响,银行业行内支付业务和银行卡跨行支付业务分别从2014年底的143亿笔、118亿笔增长为2017年底的323亿笔和293亿笔,增长速度大幅提升,实现超额翻番。

  随着互联网等新技术的不断应用,证券行业线上交易和移动交易逐渐成熟,得以释放客户服务人力成本,专注于投资研究、决策辅助等专业服务能力的提升,帮助投资者理性决策,推动提升证券交易市场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交易服务成本降低,专业化服务转型升级。受交易和信息互联网化的影响,市场透明化程度得到提升,市场化竞争下,证券市场“牌照”类业务的典型代表——经纪业务的平均佣金率自1‰水平下降至目前0.3‰,收入占比从原有50%水平下降至2017年的28%,有效降低了二级市场交易成本,进一步激发了证券市场的活力,提升了证券市场长期价值。

  与此同时,专业能力服务不断升级,2017年超过95%的证券公司追加技术投入,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精准识别、产品定制化推荐、大类资产配置等投资者智能化服务不断成熟,为行业的长期发展积蓄了新的动力。

  互联网销售体系建设,帮助保险公司回归直销服务主航道,为良性市场化竞争打下基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成熟与应用,将保险“精算”服务延伸至每一个客户、每一单保险,为客户提供更契合的个性化保险产品,叠加理赔保障提速升级,切实提升保险的保障价值和服务质量。

  销售端透明化,市场有序良性竞争。由于传统保险产品低频次的特点,传统保险业务非常依赖保险中介机构,我国保险市场80%以上的业务来自保险中介机构。庞大的中介群体和同质化的产品形态,导致传统保险价格体系混乱、竞争无序,并最终都体现在保险产品的高额成本上。在此背景下,保险公司互联网线上销售应运而生,有效加强了保险公司和客户的直接交互,降低销售成本、提升保险价值含量。2018年上半年,互联网销售财产保险业务保费收入已有326亿元,占所有财产保险业务5.42%。同时互联网透明化的特点,能够动态形成保险市场价格标准,有利于市场良性竞争,且有助于行业统一管理。

  产品端个性化、灵活化。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辅助保险产品精算定价,并通过知识图谱技术与个体差异性相关联,实现保险产品的个性化定制,为长期困扰保险公司的产品设计提供了创新方向。保险产品灵活性的提升,与日常生活联系更为紧密,更多的保险品种伴随生活场景变化而衍生,如运费险、碎屏险、里程险等。

  保障端便捷化、智能化。保险产品的理赔流程一般较为冗长繁杂。依托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标准化、线上化等技术手段,推动实现及时、高效的理赔方式,大大提高了客户体验,提升保险产品价值。如在汽车保险领域,智能定损技术已被广泛应用,通过图像识别等技术判断财产损失,形成审核、定损、理赔全流程智能解决方案,将传统平均49小时的理赔时间压缩到“秒级”。

  在大数据技术、关联网络等技术支撑下,传统征信数据的整合挖掘和网络新型数据的综合应用,为信用风险识别提供更多判断维度,金融机构的传统风险控制机制得到有效补充。充分风险识别下,金融机构可以为长期供给不足的小微企业、个人提供更多贷款融资服务,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传导职能。

  风控能力强化升级,信贷业务拓展下沉。传统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业务主要通过财务税收数据进行负债和资产测算,再叠加小微企业本身财务税收的不规范现状,总体风险识别较为模糊,仅部分资产表现特别良好的小微企业,才能获得贷款服务。大数据技术的应用,除了基于传统财务数据外,还结合如消费、行为、地图、搜索等新型网络数据,形成多维度信用特征。精准的小微企业风险识别,帮助金融机构为更多的小微企业提供金融供给,更有效地将货币政策传导至实体经济,同时也保障了金融机构在增加小微金融供给时能够准确控制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此外,借助知识图谱技术,进行主体和行为的有效关联,形成“反欺诈”网络。

  平台化服务,提升综合竞争力。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是距离小微企业、二三线等城市居民最近的商业银行,但由于自身业务规模限制,其单独研发人工智能等关联金融科技的成本较高、收益较低,且重复性较大。通过平台化服务建设,将生物识别、反欺诈、信用评测等风险控制技术进行输出,在提升城商行、农商行风险控制和运营能力的基础上,又保证了经营、风险和策略的独立性,提升城商行、农商行市场竞争力的同时满足差异化经营需要。

  伴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经济各个领域的发展,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将不断深入,下一步科技有望进一步促进金融服务的创新力度,助推金融供给侧改革。

  经济活动网络化、线上化的程度不断加深,企业自身及关联的多维度数据量级不断提升,类型进一步丰富,依托大数据技术、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新型的线上化、技术化手段,有望更好地辅助或替代传统依靠大量人力、大量时间的资产价值评估方式,帮助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等差异化企业形成统一的市场化定价机制。

  同时智能化定价的应用,有助于推动建立定价系统,从业人员共同配合判断企业风险,合理确定商业可持续化贷款利率的“协商机制”,建立更为规范化、标准化的传统金融机构服务流程,有利于货币政策的标准化和有效化,打通落实货币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

  受制于资产评估、风险识别金融服务的高度专业化,传统金融业态即使在较为完备的信息披露体制下,仍形成投顾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造成投融两端的隔离,客观加长了融资“通道”,抬升了融资成本,降低了金融效率。

  智能投顾和智能投研技术的出现,为传统业态提供新的可能。智能投顾通过用户画像、智能推荐、定制化投资服务实现资金端与资产端的智能匹配,基于多维用户画像的个性化配置,可对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进行精准化识别,为中低净值用户提供高效低费、专业理性的财富管理解决方案。智能投研通过对信息的整合,可有效地穿透资产和公司主体,最大限度发掘数据和信息,利用人工智能解决金融数据分析问题,提供更加充分的信息披露和风险评估,为非专业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架设了桥梁。通过专业化能力向真实投融资群体的渗透,逐步帮助市场参与主体的预期与偏好向更加科学、理性的方向转变。

  随着金融科技能力的全方位应用和金融服务领域的不断下沉,金融监管能力也面临全面升级的要求。以科技能力为基础的信息化、大数据监管科技技术将不断升级,成为金融监管新手段,推动形成更便捷、高效、安全的金融监管体系。

  在金融风险监测方面,利用大数据挖掘与知识图谱的能力,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对公开市场舆情进行全天候监控,结合传播链分析、正负向判定等对舆情进行评估分类,全面展示被监管机构的舆情状况,提前发现、预警跟踪。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与度小满合作开发金融脉搏系统,可以直观呈现金融机构在融资、借款人、借款企业、担保方面的实时动态,助力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参与主体全面监管,为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提供预警。

  在反洗钱、反欺诈等能力方面,通过引入机器学习方法,搭建可疑交易监测模型,可构建涵盖了交易金额、交易笔数、交易集中度、交易时间、交易地点等多维度的特征库。通过识别设备异常、高危账号的关联图谱,提升反欺诈能力,可以实时打击黑产、黑中介等团伙欺诈,提升金融机构反欺诈、反洗钱的识别度。

  金融服务安全方面,借助数据加密、分布存储、隔离域等技术,打造数据安全记录载体,保障数据安全和规范使用。目前在跨境转账、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等部分领域已有初步应用。

  通过科技的应用,可以有效缓解地方金融监管单位的监管压力,加强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的协同与实时配合,助力金融监管风险防范职能的加强和升级。

  科技金融是金融发展的新方向,能够推动改进金融供给结构,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在金融行业加速开放的背景下,发展金融科技、提升国内金融行业整体竞争力具有更强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建议进一步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鼓励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标准化建设,主动作为,在认识、政策、标准等方面多管齐下,推动加强金融科技发展,促进金融供给侧改革。

  加强顶层设计,统筹推动金融科技发展。建议进一步统筹规划金融科技发展,从国家层面建立金融科技发展规划,打造完备的金融科技产业扶持体系。一是组织专业团队,评估并厘清影响金融下一步发展的核心技术和重点能力,编制金融科技发展规划,统筹布局发展方向;二是加大政策扶植力度,对于金融科技行业领军企业,试点设立金融科技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过政策、资金等方式,扶持重点企业集中开展金融科技高新技术研发,抢占金融科技全球竞争制高点;三是广泛调动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多方力量,通过产学研一体化模式,共同开展金融科技研究,实现创新路径的多方布局。

  支持技术应用,推动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当前科技在金融应用的产业链初步形成,高效、持续的成果转化模式仍有待完善。建议进一步出台政策文件,一方面对于现有的成熟金融科技技术以及金融科技合作模式,鼓励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等金融机构规模化应用,提高金融科技转化率,促进金融服务效率;另一方面,支持大型金融科技企业前沿金融科技技术研发应用,鼓励大型国有金融企业与国家金融科技重点实验室企业合作,在支付清算、智能投研、风险管理等金融科技服务功能方面探索合作、先行先试,在实践中尽快打磨形成一系列行业标杆型技术和范本,全面推动金融行业发展。

  夯实发展基础,加强金融科技标准化建设。科技与金融融合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同时金融科技作为新生事物,也亟待厘清行业界限,夯实行业发展基础。建议一是进一步加强行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个人征信平台建设以及第三方支付标准建设,为金融科技发展提供良好条件服务金融科技发展。二是规范和改进数据使用,建立数据使用负面清单,明确金融科技数据使用规范;统筹税务、市场监管等行业监管部门数据资源,依托有能力的企业试点打造企业征信平台,为金融科技服务企业金融需求提供良好条件;统筹大型互联网金融科技企业数据资源,建立数据共享合作机制,全面提高服务金融领域的金融科技能力。三是建立行业准入机制,设立并对具有相关资质的金融科技企业颁发金融科技牌照,提高金融科技的准入门槛,规范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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